Wednesday, April 30, 2008

國史館館長序 找回本土語言的自信心

序一 找回本土語言的自信心

張炎憲

想到台語,就想起我的母親。

媽媽在日治時代出生,沒有上過學,不懂日語與華語。兒女年幼的時候,媽媽除了農事之外,家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她張羅,整天忙裡忙外,根本沒有空閒的時間。等到兒女長大了,漸漸有了空閒,就以聽收音機的台語節目做為唯一的消遣,如林投姐、三國演義、薛丁山與樊梨花、陳三五娘等節目,幾乎記得滾瓜爛熟,常常對正在讀大學的我提起。我當時不在意,只是佩服媽媽的博聞強記,竟然把聽來的說得頭頭是道。當我年歲增大,閱歷加深之後,我驚然發覺媽媽是因聽不懂電視上的華語節目,才聽收音機的台語節目。

我讀過葉石濤等前輩文學作家的追憶,述說他們是失聲的世代,不能以懂得的日語來創作,只得學習華語,經過二十年的琢磨,才能得心應手寫出文學作品。身為作家卻無法自由創作,這比失去生命還痛苦。媽媽不是作家,大概也不會想那麼多,但在無可選擇之下,只能聽收音機消遣時間。媽媽是位深具傳統美德的婦女,也許不知道國民黨文化霸權奪走了她的權利。每當我回家時,她總是會跟我述說聽過的故事,那已經成為她唯一的喜悅,希望藉此與我溝通,拉近母子感情。今日想來,這些已成為我生命中最珍貴的記憶。我想起媽媽,就會想起她跟我說過的事情,以及她生動自然的台語措辭,而覺得國民黨政府只顧鞏固政權,卻漠視台灣人的感情,實在太對不起純樸的台灣人。

想到台語,就想起傳教士。

傳教士到異文化地區傳播上帝的福音,大多兼具牧者與醫者的角色。在教堂裡,他是傳布福音的牧師;在社會裡,他是具備醫學知識的醫者,常藉醫術救治貧病者,讓人感動而信仰上帝。早期來台灣傳教的馬偕(George Leslie Mackay)、馬雅各(James L. Maxwell)、蘭大衛(David Landsborough),都具有這樣的性格。但要傳教順利,必須學習台語,才能與當地人溝通,了解他們的感情,將福音真正傳入他們的心中。

杜嘉德(Carstairs Douglas)到中國福建傳教,編纂《廈英大辭典》;甘為霖(Campbell, William)來台灣傳教,編纂《廈門音新字典》並開創盲人教育;巴克禮(Thomas Barclay)來台傳教之後,擔任台南神學院首任院長,發行台灣第一份報紙「台灣府城教會報」,推行白話字教育運動。傳教士將台語用羅馬字拼音方式書寫出來,不只幫助傳教,也教育台灣人用白話字書寫自己的語言。

傳播福音必須與土地、人民結合,才能順利進行。這是巴克禮牧師推動信徒學習白話字的信念。日本統治者來台之後,要第一線的警察和初階官吏必須學習台語,才能接觸台灣人、了解台灣人,建立統治的基礎。日本學者小川尚義也投入台語研究,並出版《日台大辭典》、《台日大辭典》等書,做為雙方溝通學習的工具書。

反觀國民黨來台灣統治之後,成立國語推動委員會,推行「國語」政策,視台語為方言,禁止在公開場合使用,使得台語面臨流失的危機。國民黨的統治心態與傳教士尊重當地語言文化的心思,實在無法相提並論。兩者不同的心態必然有不同的歷史評價。

想到台語,就想起耕耘台語文的人士。

在大中國政策下,台語在公開場合被禁止使用。電視上,台語節目和台語歌曲被限制時間和數量,甚至連布袋戲也要改為華語發音。長老教會的台語聖經也被沒收,並禁止教會使用白話字。在此惡劣環境下,還是有人關心台語,如賴仁聲、王育德、吳守禮、蔡培火等仍然持續不斷研究台語,推廣台語。

進入一九八0年代,台灣意識抬頭,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展開論戰,台灣文學終於脫離中國文學,而獨立門戶。影響所及,台語文和台語文學再次興起,各種拼音符號書寫系統紛紛出現。一九九0年代,台語文運動更加蓬勃發展,台語文社團紛紛成立,各自發行台語文刊物。這股體制外的風潮,將台語文推向體制內的教育體系,各大學院校陸續成立台灣語文相關系所。2001年九年一貫新制課程實施之後,台灣各種語言納入國民中小學的課程。200610月,教育部正式公布「台灣閩南語羅馬拼音方案」(台羅),做為教導台語的依據。

近二十年,我接觸不少台語文工作者,也與他們長期來往。每次交談,總會談起台語的書寫與音標。在戒嚴的年代,台語文要生存相當不易,因此從事台語文的工作者,需有熱誠與堅定不移的意志,才有可能在戒嚴體制下,不怕國民黨的欺壓,繼續堅持下去,出版各種書寫的版本。

想到台語,就想起台灣文化的重建。

有人常說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,用什麼語言都可以,只要能溝通則可。其實,這是不了解語言與文化深層關係的說法。語言絕對不只是溝通的工具,而是生活習慣、思考方式和文化意象的表現。

滿州人本來有滿州語,滿州語和滿文不被使用之後,滿州人也就消失在漢人社會。平埔族人本來有平埔族語言,當語言消失之後,平埔文化和平埔人也就消失在漢人社會。當今原住民族也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,原住民族的語言如果有一天不被使用了,也就是原住民族消失的時候。因此原住民族運動的推動者,體認到這種危機,才會提出恢復族名、維護母語的主張。

台灣很多地名和傳說典故,如果用台語(包括福佬話與客家話等)來讀,就很容易掌握其歷史意涵。台語交談與書寫有台語的思維方式,華語交談與書寫有華語的思維方式,兩者之間是有差別。台語演講的魅力和動人之處,也常因來自於台語的思維方式,以及貼近生活的情感,而感動了群眾。

如果有一天台語消失了,台語文化勢必跟著淪亡。台灣文化的重建或開創,實與台語息息相關。台語的存在正是台灣文化得以特殊的所在。台語的書寫是描繪台灣人內心世界最貼切的方式。現代台灣人也許以華語交談較自然方便,也許認為以華語教導小孩,較能與政治現實配合,而漠視台語與台語文的重要性。其實會有這種現象,是長期被殖民的人民,在統治者強壓灌輸下,失去自信,反而以統治者的語言為上等語言,以自己的語言為劣等語言所導致的。語言的背後其實有強勢政治力量的存在,絕非只是溝通的工具而已。

楊允言將這本書分成五個單元,有前人的身影,又有當今活躍的意見領袖,有各種不同書寫方式和音標方案的介紹,有台語文刊物、台語文教育、網路和資訊技術發展的敘述以及大事記,以此可以明瞭台語文歷史的發展過程。同時以受訪者所主張的書寫方式,紀錄其訪問內容,並譯成華語相對照。讀者閱讀之後,可以理解各家不同的說法。這是編者細心之處,也是本書的特色。

本書是以時間做為序列,說明台語文的發展。如果再進一步參考台語文學發展的過程,會發覺台語本是台灣最主要的語言。昔日是以台語來讀古文古詩,並用漢字書寫台語。西方傳教士來台之後,傳入羅馬拼音方式書寫台語,因此台語並不是原本就不能寫不能讀。但自國民黨來台之後,在強勢「國語」政策下,導致民眾認為台語是只會說不能書寫的語言。但回顧過去的台語書寫,這種說法是被扭曲而錯誤的。

台語不只是台語文工作者關心的課題,也不只是研究的對象,而是活生生存在台灣社會,是我們共同使用的語言。其中有豐富的文化意涵、思維方式、生活感情,以及數百年來累積的智慧與經驗,是展現台灣文化獨特性的所在。因此立法院應該儘速通過「語言平等法」,平等看待各種語言的存在。這不只是尊重,更是維護台灣多元文化,書寫人民感情、豐富歷史文化必要之事,也是台灣人民對自己語言文化信心的表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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